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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火车站:迎来送往,见证改革开放淘金之路

广州火车站就是这样一个矛盾聚集地。打工者们不远万里奔赴广州,出站后却又茫然无去处,在广场上等待着工作的机会。

来源:界面
发布时间:10月前 阅读量:234028 评论量:0 收藏量:0

在发往滘口方向的5号线地铁上,车厢过道摆放着款式各样的大背包和行李箱。到达中途的广州火车站,这些行李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缓缓上行,从地铁A出口来到火车站广场。

广播里反复播报着一句话,“不要相信陌生人的游说,谨防上当受骗。”这是人们到达火车站广场后接收的第一条信息。

人潮周边,卖矿泉水和充电宝的大叔向路人叫卖,有人乞讨,有人用小推车卖盒饭,还有人叫卖前往周边城市的汽车票。

警员和工作人员到处可见,不断有人走到他们跟前咨询。问题不外乎是地铁站在哪里,从何处进站上车,上厕所该往哪儿走,忘了带身份证怎么办。

火车站总被认为是一座城市的危险地带,在这里,每个旅客神情戒备,紧紧看管着自己的行李。直至他们经过重重关卡,挤上火车,奔向另一个冒险乐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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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川流不息的人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高4.5米、宽5米的广州第一钟,安静而肃穆地鼎立在火车站大楼顶端。这是中国铁路车站最大的电钟,陪伴广州走过44个年头。

钟表上面是郭沫若题写的“广州站”3个字,在它的两侧,“统一祖国,振兴中华”8个字更是气势磅礴。

这就是广州火车站的日常。在非春运高峰,广场和候车室不算拥挤,一天旅客发送量约为6万至8万人次。

但春运期间,这个数字可达到15万,历史最高纪录则出现在2010年,日发送旅客数量超过了23万。

然而,这只是一座最初设计日发送旅客3万人次的火车站。从40年前开始,它被改革开放所彻底改变——一批又一批外来寻梦者涌入广东,这里孕育出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,繁华亦随之而来。

虽然普速列车逐渐被高铁取代,广州南站成为新“南大门”,旧火车站的记忆却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。这座地标式的四层建筑,仍然是改革开放40年最直观的浓缩样本。

80年代新世界的大门

对于这座老火车站几十年的历程,广州火车站保卫科科长朱海滨或许是最有资格的见证者之一。

1974年4月10日,位于环市西路159号的广州火车站开站迎客。10年后,朱海滨从柳州铁路运输学校毕业,被分配至广州火车站工作。“1984年7月,19岁,到现在已经53岁,34年了。”他感叹。

毕业第一天,朱海滨甚至没有回家,直接拖着行李来到广州站报到。当时,见其态度积极,人事科分配了一个效益较好的单位——开张仅三个月的广州车站旅行服务有限公司。

“以前1980年代,基本工资是38块,有奖金的都是效益好的,铁路部门一般都没有什么奖金,只有我们这个合资公司有奖金。当时很自豪,同期分配来的同学有四五个,大家聚在一起都是我买单。”朱海滨表示,修读财会专业的他最初被安排在财务室当出纳。

他口中效益较好的单位由广州火车站与香港聚利发合作经营,1984年4月18日正式开业,利用广州站可腾出的空间进行改建,在现在的第五和第六候车室周边开设酒楼、商场、卡拉OK、旅店等业务。

这是改革开放潮流下的产物。当时,铁路部门尝试改变单一的运输经济,转而走向以运为主、多元化的运营经济。充当改革先驱的角色,广州站是全国铁路系统中首家与外资合作的火车站,在早期客流量较少的情况下建立多功能车站,与市场经济的政策走向保持一致。

朱海滨正赶上了时候,“他需要人,那时候财务收的钱很多,有大酒楼有商场,钱都要清点,我们两个收款人负责清算,然后我还要带去中国银行存钱,当时财务室人手确实比较紧。”

在他的记忆里,那时候的广州火车站不仅是交通枢纽,更像一个充满新鲜感的缤纷世界。

早期,广州火车站每天只到发列车35对,客流量很少,仅一万人左右。即使春运期间客流亦不拥挤,偶尔才能看见全车满载的盛况,一票难求甚至滞留等场景几乎不会发生。

反倒是前来参观的团体组织众多,学校纷纷带着学生参观,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接待四五批学生,广州火车站承担着“景点”的功能。

实际上,这座占地面积2.6万多平方米的火车站,是当时广州为数不多的现代化建筑,它与流花宾馆、友谊剧院和东方宾馆组成一片巍峨时尚的建筑风景群。火车站内部有桄榔树和竹子等绿化景观,还配有金鱼池和小桥。1985年,火车站大楼被选为羊城新八景之一,享有“流花玉宇”的美称。

住在距离火车站仅1公里的越秀公园附近,广州“土著”王鑫回忆称,“当时觉得广场好雄伟,好大。以前常去花园喷泉广场,跟老爸坐在草地上一边看喷泉,一边吃雪糕。”如今,这座喷泉早已不在。

朱海滨的印象中,候车大厅内全广州唯一的电动扶梯才最受欢迎。

那些前来参观的人们,通常先在火车站广场上拍一张游客照,然后迫不及待走进候车厅,排上一条很长的队伍,仅仅为了乘坐一次电梯——这部电动扶梯在全国当时只有两台,另一台在上海的大商场里。

1980年代,朱海滨供职的经营项目开张后,火车站的吸引力再度攀升。

开业不久,商场已经囊括商品种类1200余种,还有茶楼、歌舞厅等娱乐场所,许多商品甚至在别处购买不到。由于与香港公司合作,当年酒楼的许多原材料是港供产品,烤乳猪、烧鹅都是火车站酒楼的驰名菜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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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说:火车站早期经营项目(历史资料图)

火车站旅店房间很抢手,日常使用率超过100%,一个房间经常每天外租超过两次,很少空置。当时,旅客以广州出差的高端商务人员为主,他们通常选择在火车站购物和住宿,然后直接返回北上。

卡拉OK歌舞厅不仅做外地人生意,大量广州本地人跑来火车站唱歌。“这里的音响都比较好,很多从香港进货的设备,所以比较先进。”朱海滨描述着当时那个缤纷世界。

1979年广九直通车的恢复通行,是广州火车站建成五年后迎来的首件大事。从广州乘坐广九直通车出发,3个小时即可抵达香港市中心的红磡车站,这被认为是中国内地与香港乃至国际沟通的第一座桥梁。

随着粤港交往加深,最直观的变化是,各种新奇商品加快涌入广州。1980年代中后期,“倒爷”现象出现。从广州进点潮货,再回到北方倒卖,倒爷们借着出差的名义干起了兼职。

一谈到这个群体,朱海滨脱口而出,“倒爷厉害!”

30年前,他有两个关系很要好的北京倒爷。两位大老爷们每个月来一次广州,每次呆三天左右,以托运方便的服装为主,根据北京人的需要来火车站周边的白马或地中海服装城选货。

“他们每次一来就在火车站旅店开房,一住就几天,办完事了就走。”朱海滨回忆,“有时候问我(火车站)有没有房间,让我帮他定好。”

除了基本的服装之外,南下倒货的倒爷们还盯上各类港货,包括球鞋、电视机、洗衣机、水果、海鲜甚至是摩托车。他们甚至不用出站,直接在广州站就能买到全部东西。这些新鲜事物随着京广线,从改革开放前沿之地,缓缓运送到北方。

“广州火车站里面太方便了,几乎不用走去哪里,东西都可以买齐了,因为和香港公司合资,很多港货。什么摩托车、冰箱、彩电那时候都有,在火车站买还有一个好处,我们帮他托运。”朱海滨说道。

在南下务工潮大规模到来之前,倒爷群体是广州第一批外来人员。1980年代末,倒爷潮流迎来高峰期,1990年代中期,这一人群逐渐减少。在那以后,朱海滨跟两位好朋友便失去联系。

在朱海滨看来,倒爷的收入非常可观。他的印象中,两位朋友都很有钱,曾经送过朱海滨一只很名贵的北京猫,他一直养着这只猫直到它老去。

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称,时任商场经理梁卓棠表示,那时候商场部一个月的收入能达到380至430万元人民币。

广州火车站的经营项目得到大量认可,经常收到全国各界的表扬信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曾批示,称广州站这种经营模式搞得好,是早期成效显著的市场化改革,这个批示仍在火车站的展示橱窗里挂出来。

春运起源地

一片祥和欢乐的景象,在1990年代被彻底改变。

1992年邓小平南巡过后,改革开放步伐加快。港澳台资本加速涌入,珠三角制造业真正发展起来。一句“东西南北中,发财到广东”的呼唤下,千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带着致富梦想,南下广东淘金。

1986年,珠江三角洲的外来人口为185万。到了1990年代初,这个数字已经接近400万人,此后南下务工潮的规模仍持续扩大。

票价便宜的普速列车,过去是最受打工者欢迎的交通方式,广州火车站成为直面民工潮的大门。铁路部门的共识是“全国春运看广州”,劳动力资源汹涌而至的同时,广州站很快成为焦点。

在那个运力与需求呈尖锐矛盾的年代,为了应对广州站的汹涌人潮,1990年代,广铁用铁皮货车改装成客车运送旅客的情况很普遍。车内只有几个小窗口,缺少座椅和厕所,空气非常闷热,被称为闷罐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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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说:当年的“闷罐车”(历史资料图)

“那些叫大棚车,大部分还是绿皮车,当时增加了一些应急的车,要让旅客走得了是一个关键点。”朱海滨说道,“你能让他回到家,这是铁路最大的服务,年轻人不在乎什么,如果他回不到家,一年就过年这次回趟家,回不去很辛苦。”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记载,1991年春运,一辆闷罐车在年初三到达广州后,憋了一路的旅客纷纷奔向火车站公厕。一个年轻女孩在女厕所门口摔倒,最终被拥挤的人群踩踏而死。

春运数十年,抢购火车票从未容易过。20年前,买票只能亲身前往火车站,这是外来务工人员一年最艰难的时候。那些记载春运记忆的早期图片中,最有代表性的场景是,为了防止他人趁乱插队,人们一个挨着一个紧紧地贴抱在一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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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说:排队购票盛况(历史资料图)

朱海滨当时家住在火车站背后的梓元岗,距离广州站大约3公里,骑单车上班的时候,几乎从头到尾一路看着人龙。

“从售票厅一路排队兜到后面马路的梓元岗,哇,长了,几公里。”他感叹,“后面都是站着排队,只有到了靠近广州站的地方不能让人插队,才抱在一起,确实长龙很壮观。”

为了一张回家的车票,人们大多从晚上或凌晨排到第二天早上,最长甚至能排上一天一夜。不同于现在提前30天售票,早期,火车站只卖“今明两天”的车票。

后来,为了将购票人流从站内分流出来,每到春运前,广州站就采取开设俗称“大卖场”的临时集中售票方式,在市区内设立多个售票点。直至2010年广州站开通网络订票,流花地区售票点撤退,“大卖场”才结束历史使命,这些拥挤的抢票人龙不再出现。

谈到2018年春运的改变时,朱海滨表示最大的感受是,推出多年的网络购票终于成为主流,“今年网络购票的人特别明显增多。”广铁集团介绍,广州火车站网上订票的比例占到70%。

相较之下,最惊险的春运时刻无疑是两次大规模停运,分别发生在1998和2008年。

1998年1月下旬,春节前,由于广州数百公里外的湖南遭遇十年一遇的雪灾,铁路道岔和信号系统因冰冻而全面“停工”,贯穿南北的京广线断裂。这是广州站建成后遭遇的第一次大危机,30万回乡大军滞留火车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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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说:1998年春运(历史资料图)

那一年,春运首次动用地方武警来秩序维持,由工作人员和武警一同筑成人墙来分流旅客。等到线路抢修完成,全国各地列车前来支援的情况下,客流才得以疏散。

更重要的是,火车站容纳旅客的空间不足,与改革开放后人流急速增长的矛盾彻底暴露,这成为广州春运的一个转折点——广州火车站开始进入“大春运”格局。

当时,在车站行政办公室工作的朱海滨主要负责文字和会议纪要。他在撰写1998年春运总结报告时向广州市政府请示,允许铁路系统在春运期间借用广州火车站广场。

这一提议马上得到同意,每年春运,火车站广场从地方借给铁路用于搭建候车棚,旅客被分流“管理”。在朱海滨看来,这些改变至关重要,大量旅客不再盲目挤向车站内部。

“自从1998年出现雪灾,到现在20年,年年都搭棚,这是大春运格局很明显的转变。”朱海滨说道,“2008年又更加进步,地铁和公交也参进来跟铁路联合协作,免费交通接驳,还多了一个词叫异地候乘。”

由于客流量急剧上升,候车室空间紧张,广州站内经营项目在一夜之间全部拆除。2005年,广州站又一次对候车室进行大规模扩容改造。

2008年,雪灾一幕再度上演。一边是回家心切的旅客潮水般涌向车站,一边是越来越多的列车被堵在路上,大量旅客滞留在广州站,最高峰时超过20万人。拥挤的人潮从数十米外的高架桥延伸至火车站广场,到处涌动着黑压压的人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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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说:08年春运(图片来源:广铁集团)

低温天气和大规模旅客滞留考验着这座城市的忍耐力,但这一次,火车站更加井然有序。借用1998年“分流即秩序”的经验,广州地区成立春运指挥部,民警和武警排成人墙,将人群隔成小块,并将大量旅客分流至广交会展馆和琶洲等地候乘。

当年在广州读书的湖南人王晓经历过那次停运,他回忆称,火车站所见之处全是人,后来逐渐被分流转移,还有志愿者派发一次性雨衣和饭盒,没有大规模的混乱场面。

根据广铁集团提供的数据,历年春运40天的发送量最高峰在2011年,达到471万人次。单日发送量的最高值出现在2010年,近23.3万人次。随着广州南站开通运营,2013年以后,广州火车站的春运旅客数量逐年递减。

对于刚结束的2018年春节,朱海滨形容为一次“很平淡、很平稳”的春运,往日的拥挤和混乱早已不复存在。

繁荣周边商圈

距离广州火车站不远的白马商圈,是很多落脚者的目的地。倒爷们热衷于来这里取货,也有外来务工人员在这里创业致富。

1983年,广州火车站内部经营项目正紧张地筹备开张事宜,周边配套商圈的建设亦开始暗流涌动。

此时,广州市政府的住宅建设办公室,正在酝酿改制成全国首批八大“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”(以下简称“城建总”)之一,负责统筹开发城市建设项目。

当年的城建总,即为现在的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。超过100个用地红线项目全部划拨给城建总,其中包括当时还是偏远郊区的西郊村白马山地块。

广州火车站虽然早在1970年代已落成使用,但是当时广州市政府为火车站配套的商业大楼项目还迟迟未动工。

1984年初夏,“城建总”召开会议,桌子上放着一张巨大的广州城区地形图。这次他们相中的地块相较于手中的资源来说,很不起眼——既不属于广州老城区中心,也不属于政府规划未来商业中心天河区,而是在火车站对面的白马山。

改革开放初期,随着南下淘金者的脚步,广州火车站很快成为珠三角的交通枢纽,旅客量仅次于北京西站和上海站。此后,火车站的配套设施,广东省汽车站、广州市汽车站先后在白马山周围建成。

1980年代的白马山上遍布杂草和田地,只有一个小型农贸市场。白马山的所有者属于西郊村大队,城建总在经过一年的艰难谈判,取得白马山的联合开发权,最后确定以“城建总出钱,西郊村出地”的形式共同开发。

1989年,白马山项目正式开工。两年后,一栋6层大楼建成。

不过,当时所有人都没想好这栋楼要拿来干什么。最初,有人提议建一个土特产专营市场,或者效仿刚开业一年的广州百货大厦,做综合型大商场。但是,这些方案都被一一否决。

当时任项目负责人金朱连向广百百货老总取经,后者表示,“老金,我倒有个主意,这几年从港澳迁移来广州的厂商那么多,我们又靠近香港、澳门、台湾,全国的人都下广州买货,你们建个批发市场怎么样?”

金朱连接纳了这一提议,1992年,白马服装城批发市场成立,成为广州火车站周边的最大商圈。经营范围曾扩张至皮革、鞋业、美容、汽配、茶叶、酒店用品和文具等领域,但一直以服装为主。

2002年前后,徐红曾短暂在白马服装城批发拿到佛山卖。她回忆称,这里以中低档服饰为主,多是学生卖家或年轻人光顾,也有一些外贸精品货被拿到国外卖。白马最大的特点是商家都囤积大量的现货,不愁没有生意。

“很多人推着小车在那里取货,大家看上去都很匆忙,和店主讨价还价,比较多年轻女孩喜欢来这里逛。”徐红说道,“一大早就去取货,很累,勤劳的人肯定能赚点钱,我吃不消很快就没干了。”

据《新快报》报道的数据,2010年前后,白马服装市场仍保持着日均客流量数万人次、年交易额超15亿元的规模。

另据《南都周刊》报道,白马商城的福建商人蔡广元描述过当时的盛况,“曾经一对四川夫妇上午找人设计,中午去中大市场买布,晚上通宵加工,一早就卖掉几千件。那个时候,只要你肯拼肯做,一夜暴富不是问题。”

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,市场内商户已经逐渐升级服装档次。网络上流传的一份最新版广州服装批发进货攻略显示,“进品牌货的去白马,尤其是韩版,东西挺好的,但是贵,承受不了就不要去。”

从热闹的批发市场到新潮的服装商场,不变的是,依靠着广州三大车站的地理优势,白马依然是最热门的商圈地标之一。

曾养活很多“闲人”

踏出广州火车站,有人走向打工创业致富之路,也有人干起偷讹拐骗的行当。

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曾发布一份调查显示,在离乡背井的农民工中,只有一半可以找到比较稳定的工作,30%只能打短工,他们往往处于被剥削、被歧视、被标签化、被边缘化的地位。

广州火车站就是这样一个矛盾聚集地。打工者们不远万里奔赴广州,出站后却又茫然无去处,在广场上等待着工作的机会。

“以前的广州火车站很乱,尤其在春运,到派出所报警的人还得排队。”火车站广场派出所所长曾志坚过去接受《南方都市报》采访时曾说,“那时候,每天从全国各地坐火车来广东打工的人很多,身上没带多少钱,一旦没找到工作,有些人就滞留在火车站偷盗、诈骗。”

从1990年代起,盗窃抢劫、诈骗拐卖、黑公话、假币假票、非法拉客、聚众吸毒,大量罪恶在这里上演。

梁文祥是距离罪恶最近的人之一,这位摄影记者曾经发表摄影纪事作品《广州火车站的日与夜》,重点记录过去火车站周边的吸毒群落。他甚至一度写下遗书,以社会工作者的身份独自卧底毒窝30天,和吸毒者混在一起吃饭抽烟。

2000年,一个倒毙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的吸毒者,尸体被治管人员抬走,死者留给世界最后的痛苦表情触动着梁文祥。一位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当时对其表示,这种吸毒致死的尸体,每隔几天就会抬走一个。

从火车站西广场侧边过天桥,在走马岗小巷的尽头有些废旧破屋,那里是吸毒者的世外桃源。此外,2004年前后,火车站出租车通道上经常有很多吸毒者在此扎针。

梁文祥表示,“吸毒者的一日三餐,是一天要吸食三次白粉,比吃饭还重要。他们平时早晚在广场上吸食,中午回西广场后面走马岗的旧屋里注射。”2000年代初,广场上总有几个固定的毒贩,每逢中午准时送货。

为了筹集毒资,维持一天三餐,吸毒者每天设法在站前广场搞到几十块钱。

《广州火车站的日与夜》记载,一对吸毒夫妇每天早上醒来扎一针,然后就去干活,守在磁卡电话亭旁边伺机偷卡。女人负责拍拍卡主的脚,这人一低头,卡就被男人拿走了。他们把偷来的电话卡卖给专门售卡的人,能赚到不少钱。

梁文祥还经常听吸毒者说出去广场“做生意”——每当一批旅客出站,他们就会迎上去递一份火车时刻表。游客只要一接手,那就必须付出几十甚至上百块的钞票。

如果旅客反抗,人群里会窜出十几个大汉将其围住,迫使其就范。即使拿到钱,吸毒者们经常因为分赃不均直接打起来。

曾有吸毒者告诉梁文祥,“我的血管里至少跑着两辆桑塔纳2000。”

从外省搭火车来广州的外来人,到达后第一件事是打电话寻找亲友。1995年,随着有线电话的普及,“黑公话”成为火车站周边暴力宰客的另一门生意。旅客每打一个电话,被勒索数十元至数百元。

“我们当时去查,只要没有连上电信局核发的计费器,全没收,1990年代末期我没收20多部电话机,那时候办公室摆满了。”朱海滨对此印象深刻,“价格由他们说的,旅客打一个电话就要100多块钱。”

那时候,出站口附近除了“黒公话”之外,背包党也有很多。他们背着袋子,里面全是废纸废衣。每当火车到站,背包党就混入旅客当中行骗或偷东西。

一位女孩告诉梁文祥被骗的全过程:出站时两位背包客跟她搭讪,问她去哪里,然后装作去往同样的目的地。背包党说去买票,让她帮忙看着背包以博得信任,回头女孩的行李却在不注意间被坏人拿走了。

公然抢劫则更可怕,一天清晨上班,朱海滨看到一位女同事的耳朵鲜血淋淋,“她被抢劫项链,因为很紧,用力一扯耳朵就被刮伤。但是没办法,那人一扯就跑,那时候乱成这个样子。”

1992年以后,随着客流大幅增多,火车票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态势,黄牛票和假票现象也开始泛滥。

“来广东很多人是做生意,比较有钱,他们不在乎这个钱,在乎时效,想买到票就走,所以倒卖票有市场。黄牛党就囤积票,找人插队买票,那时候还没有实名制。”朱海滨说道。

先是炒票,后来票务供不应求的矛盾加剧,假票开始多了。以前,很多旅客从黄牛党手中买票,然后忐忑着来火车站问这票是真是假。

这些假票的制作,很多是在火车站附近的三元里出租屋里完成。他们大多先购买短途票,涂掉地点和价格,用钢印再重新印上去,几乎难辨真假。后来,制作手法又变成直接用机器印刷。直到实名制来了,假票才被杜绝。

显然,除了廉价劳动力和经济增长,与务工潮一并涌入的还有混乱与罪恶,广州火车站曾长期被视为全国治安黑点。

“广州站以前叫黑三角,养活了很多闲杂人员。”朱海滨说道。

2000年4月,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曾三度探访广州火车站,首次明确提出“重典治乱”,公安、街道、交通和城管等多部门开始综合整治。2005年8月,广州警方开展打击两抢一盗的“剑兰行动”和“剑锋行动”,广州火车站周边的盗抢犯罪一个月内下降近四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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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说:广州火车站旧貌(资料图)

2006年是彻底转折的一年,“大流花”概念被提出——越秀区公安分局在广州火车站地区成立广场、站南、流花等三个独立派出所实行分片管理,彻底改变了过去该地区警力不足、责任不清的问题,形成对犯罪活动的集中打击态势。

火车站上空,遍布了一张巨大的天网,118个摄像头,24小时监控着每一个角落。

从那时起,流花火车站地区刑事立案数逐年下降,春运形势持续向好。旅客服务中心取缔“黒公话”,毒窝逐渐销声匿迹。

如今,走在广州火车站广场,人们能感受到过去未曾有过的安全。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治安岗,广场上有大量巡逻警察。

老站将改造

“以前卧铺坐一两天很辛苦,现在高铁票价多个一百两百,很多人都觉得不算什么,舒服又快,并且来打工几年,人们的收入慢慢也高了,能够承受得了。”朱海滨说,现在旅客更愿意首选高铁出行。

实际上,主要运行高铁的广州南站早已接替旧的广州火车站,成为铁路系统全新的南大门。

2018年春运,京广、贵广、南广、广深港、广珠城际等主干线交会的广州南站——日均800趟,日均发送近30万人次,在全国高铁站中排名第一。发送量达到峰值的同时,广州南站的到达量同样在增长,每天近60万人次进出,成为全国第一大站。

春运40天,广铁集团今年共发送旅客5420万,其中高铁发送量达3570万,首次承担三分之二以上的运量,春运供需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。相较之下,广州火车站同期的发送量仅为332万。

高铁时代,广州火车站在全国铁路系统中的地位已经不复往年。

从前,铁路的服务目标是“让旅客走得了”,现在是“让旅客走得好”。建成于1974年的火车站设计标准,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下的实际需求,逐渐被时代抛弃。

朱海滨说,股道(火车站内带编号的轨道)不足和候乘面积不足是广州站面临的最大问题,其发送量已经趋于饱和。此外,由于设备老旧、运力饱和,高铁、城轨线路一直无法接入到广州站,火车站的运力升级受到不少影响。

广州火车站已经在酝酿着大规模改变,要提速,要扩容。2014年,一纸改造通知率先面世。

随后,《广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(2016—2020年)》显示,这座苏式风格的车站大楼将被改造成拥有15座站台的全新高铁站,总建筑面积达121.3万平方米。原有的普速列车客运功能,则转移至2公里外的棠溪站。

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蔡木灵在广东 “民声热线”节目上透露,广州站改造后,日均客流量设计能力达12万人次——这个数字在建站之初仅为3万。

2018年初,曾有大量消息声称,今年将是广州火车站最后一年的普速春运。对于这个说法,多位铁路内部人士予以否认。

朱海滨说,“2018年不可能是最后一次春运,棠溪站起码要先建好嘛,铁路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,不像公共汽车站给你一块地,停过来,旅客上车就行,铁路哪有这么简单。”

根据计划,棠溪火车站建成后,将在广州火车站改造期间承担起普铁运输的任务。广州市发改委发布的《关于印发广州市2018年重点项目计划的通知》显示,棠溪火车站的建设年限为2018至2021年。换言之,广州站关门改造的起始时间最快是2021年。

不过,朱海滨表示广州站内部仍不清楚具体的改造方案,火车站周边商铺亦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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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说:广州火车站现貌。图片来源:罗盈盈

在改造方案未明朗的情况下,民众讨论的话题集中在“广州火车站是否将整体拆除”。对于这座苏式建筑的命运,不少街坊期望能够保留。

广州专业市场商会则在一次座谈会上透露,火车站规划从原来的“大幅度拆迁改造”调整为“微改造”,与城市更新结合,减少对商圈的不利影响。

 “不大拆大建,渐进式调整,这个信息让市场经营者放下了心。”广州专业市场商会秘书长李英说道,“对火车站的规划提升和功能调整,商家是支持的,交通枢纽的功能提升必定能对周边产业发展有所促进。”

鲜为人知的是,广州火车站的这座四层建筑有着极其曲折的修建史,从构想到落成,时间跨度长达19年。

据《广东省志·铁路志》记载,广州火车站的建设构想最早于1955年提出。后来,受到特定时期政治环境的干扰,国民经济萧条,工程多次暂停或下马。

已故总设计师林克明的回忆录里提及,当年广州火车站设计还受到诸多限制——因靠近当年位于三元里的白云机场,建筑高度不能超过30米;因规模不能超越北京火车站,广州站面积亦经过多次修改。

直至1971年项目再次被上报,广州火车站在1972年2月复工,1974年终于建成通车。

44年后,这座承载一代人记忆的旧火车站已经完成历史使命。广州站的下一个命运是被改造成高铁站和城际轨道枢纽。

广州再出发

不仅是广州火车站,正在寻求重新出发的,还有这一交通枢纽所辐射的广州区域经济。

改革开放以来,广州乃至珠三角地区曾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。1979年,广州全市GDP为人民币48.75亿元,2017年,这一数字已经攀升至2.15万亿元。

在这个前沿之地,经济体制改革全国领先,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率先致富,中国内地首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也诞生于此……

然而,作为过去的改革先驱和珠三角经济重地,近几年,广州却陷入“退出一线城市”的舆论声中。

2016年,同省兄弟深圳的GDP达到超越2万亿元,正式赶超广州,成为仅次于北上的全国第三城。2017年,两者差距继续拉大,深圳的数据为2.24万亿,广州则以2.15万亿处于“北上广深”一线城市行列的末位。

最新数据显示,广州2018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为4.3%,比去年同期下降3.9个百分点。同期,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增速分别为6.7%、6.8%和8.1%。

改革开放40年后,这座城市正面临着与火车站相似的失落。但幸运的是,广州也迎来与火车站相似的产业转型机会。

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者盘和林撰文指出,“一个地区的GDP增速固然重要,但经济发展是一场马拉松,其中实体经济和新经济仍被认为是一个城市的重要经济发展基础。”

在他看来,广州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其实体经济和新经济有着抢眼表现——在战略性新兴产业、高技术产业等领域的带动下,工业投资增速由负转正,同比提高51.6%;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0%;高技术制造业、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、文化体育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87.7%、62.5%和18%。

“广州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,新经济业态正在发力。”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旭佳表达同样的观点。

从依靠资源和外来低成本劳动力投入转向创新驱动,广州转型发展的阵痛体现在经济增速上——这座城市正在重演着深圳在2010年前后的境遇,被认为是“成长的烦恼”。

今年3月,《2040广州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》发布,广州开始谋划未来长期的铁路枢纽建设。它的愿望是,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更大范围的发展,位于市中心地带的广州火车站,改造后将迎来新的经济使命。

“从我们的愿望来说,虽然在这里(广州火车站)干了几十年有点舍不得,但是铁路的发展是大势所趋,作为一个老铁路人,我也希望铁路能更好地发展。”朱海滨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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